2015年春节前夕，上海光源“梦之线”的地下实验室内，丁洪团队首次在砷化钽晶体中捕捉到费米弧表面态。这一发现证实了德国物理学家外尔1929年预言的“手性”电子存在，终结了物理学界长达八十六年的寻找。当超高分辨光电子能谱仪的屏幕上浮现出特征性弧线时，丁洪称其为“最美的Eureka瞬间”——这个被美国物理学会评为125年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，不仅是中国本土实验物理的突破，更揭示了基础科研中“偶然性”与“必然性”的微妙关联。
费米弧的观测并非横空出世。丁洪的科研轨迹始终与大科学装置紧密交织：2008年放弃海外终身教职归国后，他主导建设了上海光源“梦之线”，推动北京怀柔“梦之环”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立项，并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“梦之城”规划。这些装置为高温超导、拓扑材料研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。例如，铁基超导体中s-波超导序参量的首次观察，便依赖于“梦之线”对电子能谱的极致解析能力。装置建设与科学发现的双向驱动，构成了丁洪团队突破世界级难题的底层逻辑。
基础物理研究的“漫长”与“枯燥”，在丁洪的叙述中被转化为另一种叙事。他回忆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博期间，曾连续数月驻守同步辐射光源地下实验室，24小时轮班采集数据。走出实验室时，玉米地环绕的荒野让人迷失方向，但仪器运转的嗡鸣与数据流的跳动却带来确定性愉悦。“机器在转，数据在跑，外面没有人知道你，但自己知道我们在不断接近一个新答案。”这种从未知迷雾中开辟道路的体验，被他定义为实验物理学家的核心幸福——即便妻子曾调侃这是“全世界最差的工作”，最终仍承认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”。
科学传承的脉络在丁洪的故事中同样清晰。他选择物理的起点源于父亲未竟的梦想：当年保送上海交大时，父亲专程坐火车劝他选物理，将一辈子的念想托付给儿子。这种代际传递的执着，在丁洪归国后转化为更具现实意义的行动——他提出的“三个中国梦”直指国家重大科技需求，将个人研究志趣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深度绑定。从铁基超导体到拓扑量子计算，从外尔费米子到马约拉纳任意子，丁洪团队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对“科学边界”的重新定义。
矛盾与张力始终存在于丁洪的科研生涯中。一方面，他坚信“从迷雾中把一条路走通”的确定性；另一方面，基础物理的未知领域又充满偶然性——费米弧的发现源于对砷化钽晶体的针对性研究，但为何是这种材料而非其他？外尔费米子在固体中的存在形式是否与真空预言完全一致？这些疑问至今未有定论。丁洪在演讲中未回避这种不确定性，反而将其视为科学魅力的来源：“验证一个也许永远没有终点的问题”，恰是求实精神的本质。
2026年上海市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故事分享会上，主持人将丁洪的成就概括为“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”。这种精神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双重维度：对装置建设的极致追求（如“梦之线”的超高分辨率），对数据真实性的绝对坚守（拒绝任何人为修饰）。当丁洪展示费米弧发现时的原始光谱图时，图中细微的噪声波动与特征峰并存——这种不完美的真实，或许比任何修饰过的“完美结果”都更接近科学本质。
在丁洪的办公室里，一张拍摄于2015年的照片被置于显眼位置：深夜的实验室内，团队成员围在光谱仪前，屏幕上的费米弧弧线清晰可辨。照片边缘记录着精确时间——2月18日凌晨3点17分。这个时刻既是一个科学谜题的终结，也是新问题的起点：外尔费米子的发现为拓扑量子计算开辟了路径，但马约拉纳任意子的操控仍面临材料稳定性挑战。丁洪的量子征程远未结束，正如他办公室墙上那幅书法所写：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——这场关于物质本质的探索，仍在继续。
